韩信与刘邦——当秀才遇上流氓（下）

来源：支点投资作者：林齐鸣发布时间：2013-06-24

　　流氓则胸有天下之志，欲把四方土地都控制于一己之手，四方臣民都对自己俯首听命。他们欲遂其志，不能失去秀才的协助，但是渐渐地，他们会忘记秀才的最高的需求，而把他们追求的目标与自己的目标等同。觉得秀才迟早要与自己争权夺位。另一方面，秀才之能又远非流氓所及。这就是流氓对秀才又忌又需的原因。
　　刘邦骂韩信，除了上面戒心这个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所谓流氓的结合方式。流氓大都是因意气相投，肝胆相照而拉帮结伙的，就如同梁山好汉，山林草莽，最终一个义字。刘邦身边最初是与他一样的，跟随他一起闹事而组建军队的“流氓”，这些人更讲情义，不重官职。对于韩信这样一个秀才，刘邦起初也把他作为流氓一样来交往，这点可以从封官从将军到大将到设坛拜将的变化上看出来。此时刘邦认为，韩信应该知道自己有难，念在是君臣，又是知遇至交，速来救援，不念报酬好处，没想到等来的是一纸求官书。令刘邦大失所望，也觉得用原来的方式无法有效笼络韩信。自然要对韩信心生忌惮。
　　而此时的韩信，却根本不知道自己这个秀才的处事方式，已经引起了流氓主子的反感。他此时面临了一个抉择，项羽派来的说客提到了，齐国说客蒯通挑明了，估计这个问题他也想过——是帮助刘邦歼灭项羽？是帮助项羽反扑刘邦？还是自立为王，三足鼎立？桐城派大师方苞在《望溪集》里分析道，韩信取齐后，刘邦、项羽孰兴孰亡，实是取决于韩信。韩信的实力像秤锤一样，放在刘、项任何一边都会使另一边失衡。其中蒯通的建议，在今天看来，理论上最是可行。他认为：“（若您）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这一做法，若果实行，不仅能与刘、项分庭抗礼，而且唯此才能保全身家性命，因为此时的韩信已经“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就算依附任何一方，都难以受到信任，除非以天下相让，又如何奖赏那天大的功劳呢？
　　显然，从他拜将后对刘邦做的一番分析上看，要他归顺项羽是绝不可能的了。在三足鼎立和继续追随刘邦之间，他选择了一条不归路——忠于汉王。
　　笔者无意去叹息韩信这个有通天纬地之能的将才选择了一条不归之路。笔者认为，选择这条路在韩信的思想里，完全是情理之中的必然之选。秀才对于自己知遇之恩的主子，是怀着十二万分感激与崇敬的，他感谢刘邦，尊重刘邦，信任刘邦，在说客面前表示，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觽，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在心腹面前又说：“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由此可见，秀才对流氓的感情之重，他并没有夺流氓功绩之念头，只求能效忠以报恩情。这就是儒家秀才的愚忠，虽然这种愚忠值得钦佩，但是它并不能给它的所有者带来好下场。
　　重要的一点在于，在韩信的头脑中，汉王是主子的观念已经形成思维定势，他在潜意识里都会从这个思维定势出发思考问题。这就是秀才的一大特点——他在某个军团里会做得十分优秀，那是因为他在这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下，有上级的信任，下级的忠诚和自己的才智。但是若是自己成为了风口浪尖的人物，成了政治和业务上的最高领袖，他反而无法发挥自己的能力。于是，综合各种因素，在面前这个根本的战略性的抉择上，韩信选择了一条必然的去路，也是一条必然的死路。正如前文所说，性格决定命运，韩信自当上大将的那天起，就注定了他的最后下场。事已至此，毋宁说，韩信自作多情信汉王，汉王小人度腹忌韩信。当秀才遇上流氓，这已经走到了第二步。
　　第三场之楔子，就是项羽自刎乌江，血洒当场，韩信功成名就，却被汉王出其不意地夺了政权，从齐王变成了楚王。这还不算，汉王仍然忌他的才能，想要进一步削弱他。此时的流氓，已经靠秀才达成了自己目标，接下来的任务，就是靠自己的威势和军队，加上一些身边的谋略秀才，巩固天下。韩信这等秀才，手有重兵，胸有韬略，自然是刘邦忌讳的对象。此时的秀才，就不再应该继续挟重兵以威天子了，除非他已经下了谋反的决心。但同时就算下了这个决心只怕也是有心无力。受到史学家普遍赞同的是范蠡和张良等人的做法，功成身退，退隐江湖，不再过问世事。或入石守信之类，在皇帝暗示下交出兵权，回家颐养天年。唐代诗人白居易读史甚有见解。他就发现，一旦进入政治圈，浮沉名利权势，恋栈难去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只有黯然推出这个圈子，方可逍遥尘嚣外，安乐以终，他为此赋诗一首，诗云：“秦磨利刀斩李斯，齐烧沸鼎烹郦其；可怜黄绮入商洛，闲卧白云歌紫芝。彼为俎醢机上尽，此作鸾凤天外飞；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
　　但是韩信没有那么做。他舍不得自己打下的江山，舍不得自己争取来的权力，舍不得这虚名。像吴起一样，为了这虚名放弃了太多的东西，无论是从自己付出的代价看，还是这虚名对自己的重要性，自己对这虚名的需要性来说，要放弃并不是那么简单。秀才依然对流氓充满幻想，流氓却对秀才磨刀霍霍了。
　　终于，刘邦在云梦泽陈县设计抓住韩信。起先韩信还天真地以为，刘邦是冲着钟离昧来的，说明在他的心里，还没有提起对刘邦的忌惮和怀疑。他带着钟离昧的人头和“非长者”的骂名去见刘邦，结果亲身体验了走狗良弓的待遇，从王成了淮阴侯。自此，他明白，自己在刘邦心里的地位，他似乎明白了什么，他已经不再过问朝政，他已经不再频繁参加朝见和侍行，但是这丝毫减少不了流氓的戒心。这个时候，秀才已经不知道应该如何消除流氓那根深蒂固的误会了。他做的一切都会引起智子疑邻的效果。
　　法家的治国治官思想是御众智，但这对一个只有领导能力缺乏缜密智力的流氓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刘邦的智力显然低于张良陈平萧何韩信，他最要除掉的，就是韩信。而此时的韩信也终于明白自己没有弃官而去，也没有进一步取刘邦代之，最后把自己送上了死路。他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天下已经平定，人心已经思定，秩序已经确定，他再造反，即便成功，也难收场，即便一时收场，但未必能持久。正如太史公所评价的那样：“天下已集，乃谋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然而终于，他乘陈豨出任钜鹿守时，与陈豨密谋造反。钱大昕由此感慨说：“生惭哙等伍，那至结陈豨！”既然羞与樊哙等人为伍，却又与陈豨勾结谋反。公元前一九七年，陈豨果然起兵，汉帝刘邦听从吕后建议亲征。韩信作为内应密谋袭击吕后与太子，却为人告发。吕后得到萧何的帮助，诈称陈豨已死，骗韩信来贺时，命隐藏的刀斧手把韩信抓住，韩信因为萧何邀请，故未加防范，等到发现有诈，呼喝萧何，无人回答，已至绝望境地。吕后坐长乐殿，尽数韩信与陈稀暗约谋反，欲害她和太子等罪，也不容其申辩，即将之斩于长乐宫钟室，并夷其三族。史记上说高祖闻韩信已死，“且喜且怜之”，真乃传神之笔。韩信斩前才悔恨不用蒯通之计，已经太晚了。宋张耒对此事件评论的诗句说得好：“登坛一日冠群雄，钟室仓皇念蒯通；能用能诛谁计策，嗟君终自愧萧公！”道出当年萧何月夜追韩信，并说动刘邦登坛拜为大将，而今则设计诱杀韩信于钟室，真是成亦萧何，败亦萧何！穷苦时受漂母饭恩，最后却死在吕后之手，因此后人有云：“生死一知已，存亡两妇人。”后来元朝的傅若金访淮阴侯庙，曾写下让人唏嘘不已的一首长律：“淮阴千古英雄恨，楚树荒荒夕照残；水夹废城春草合，云昏遗庙野花寒；封齐安用真王印？兴汉空余大将坛；高帝旌旗俱寂寞，断碑零落后人看。”
　　这就是秀才和流氓的故事，这就是当秀才遇上兵的时候，所可能发生的，也是应该发生的事情。秀才与流氓的缺一不可，互相需要，秀才与流氓的性格不同，志向参差，处事方式更是各异，导致《史记·淮阴侯》里的故事，成为中国历史上不断重复的一幕一幕。每一幕的结尾，总是低沉凄怆的楚歌在萦绕，一如项王听到的那首楚歌，一首让英雄末路的最后的悲凉的、如泣如诉的曲调：
　 “寒月深冬兮，四野飞霜，天高水涸兮，寒雁悲怆。最苦戍边兮，日夜彷徨，披坚执锐兮，孤立山岗。虽有田园兮，谁与之守？邻家酒热兮，谁与之尝？白发倚门兮，望穿秋水，稚子忆念兮，泪断肝肠。终生在外兮，何时反省？妻子何堪兮，独宿空房。一旦交兵兮，蹈刃而死，骨肉为泥兮，衰草沓茫。魂魄幽幽兮，不知所往，壮士寥寥兮，付之荒唐……”